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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乡村游报道: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这既是对当下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准确定位,也给乡村发展带来空前的历史机遇。本文选择乡村文化空间为研究主体,乡村作为空间的历时性梳理,有哪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又有哪些尚未完成的转型?同时,在全球化的空间生产中,在新媒体所引发的文化环境变迁中,乡村文化空间面临哪些多重性生产的张力以及必须回应的挑战?这一连串的问题正是本文的研究起点。

浮出地表:乡村文化空间的历时性梳理

1.作为问题的文化空间

自晚清以来,中国乡村突然被“抛入”世界,传统乡村文明遭遇环境的巨大转换,被动抛入世界,面对的是救亡与启蒙。因为是抛入,承载文明的主体来不及文化更新,乡村成为一个“问题”,其千年传承的农耕文明以及附着其中的价值规范不足以应付新环境:“农村之所以崩溃,决非尽由于农村本身孤独的作用使然,是受着内在的和外烁的两种摧残作用”。

作为问题存在的乡村文化空间对彼时的中国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乡村正在经历快速衰落和分化的阶段。乡村文化空间“礼崩乐坏”、文化主体已无法适应急剧变迁的时空,亟需疗治与赋权。1925年,那须皓代表作《农村问题与社会理想》其核心论点是“农村问题即为文明问题”,梁漱溟、晏阳初等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虽然面对同样的病症开的药方却不同,梁是“新的礼俗”复兴乡村,晏是混合3C(苦力、孔夫子、基督教)疗法,带有明显的文化上的救亡与启蒙,“复兴农村”与“民族自救”并举。

另一方面,乡村积蓄着决定中国未来政治力量的动能。李景汉称: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重心,欲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必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时世界一流农学家包德裴(Kenyon L. Butterfield)访华结束后在《Education and Chinese Agriculture》一书中阐述他自己的终极理想——中国“农夫社会”的建立、强调主体间性的农民社团成立、对农村居民从儿童时期就要开始的“终生教育”以及对中国“农业政治家”的培养与重视。直接预言中国农村蕴藏的政治能量将会左右彼时中国的未来。确实,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农村传播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土地改革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为传统乡村文化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乡村文化建设.jpg


2.作为规训与动员的乡村文化空间

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乡村作为一个空间的历史意义是服从国家对它的战略意义定位,从乡村抽取国家战略发展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确保农业对工业、乡村对城市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城乡关系制度与政策,如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政权彻底取缔了乡绅与地主这个阶层,沉重打击了宗族势力,对其进行千年未有的纵向直接管理,乡村不再是仅仅强调血缘与地缘存在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地方文化与国家权力共同影响下的政治共同体。

此外,当时的乡村文化空间与主体有着强烈的被规训与被动员的特点。主体与空间达到了统一,人也是一个微型空间,意识形态对主体身体与精神的规训而达到对乡村文化空间的整体控制。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权力话语在乡村文化空间的微观运作。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与乡村改造运动中以“翻身”为核心的话语言说,实现强大的动员能力。民国时期的外国乡村在华传教士就曾极为羡慕这套话语的竞争力:在彼时1933年夏,长江流域的传教士在江西枯岭集会时,就曾专门以“基督教如何能如共产主义有号召当代青年的力量”为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49年建国后到70年代末期,除“翻身”依然是人民主体性的体现,“生产”也迅速成为规训乡村的话语中心。一切的乡村建设都与生产紧密联系,生产劳作、乡村基础建设和文化改造与农民教育并提高其政治觉悟、政权合法性建设结合起来。

“生产”话语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创造性的:一方面,“生产”是对“翻身”革命话语的延续,建构和使用这一话语的主体,管制了话语主体的社会行动,并进一步维系着话语主体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身份;另一方面,如果说“翻身”以强大、高效地组织力与破坏力动员农民武装革命,破坏既有社会结构,那么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后,又以“生产”话语将之前乡村释放的巨大政治能量迅速转向物质生产领域,消解着该话语暗含的破坏力,与上述的其他治理手段并行,将乡村空间继续严密地纳入国家战略中,使农民从生产到生活普遍受到全方位带着另一种现代性叙事的集体主义规训,也彻底改变着传统乡村文化千年传承的文化格局。

3.尚在形塑中的乡村文化空间

改革开放后,乡村历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真正开启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程。这一历史阶段对主体与文化空间最大的挑战是农民大规模地离土离乡,曾经赖以熟悉的一切已分崩离析,乡村文化呈现过渡性、碎片化,一切都在剧烈变迁,一切都尚未定型。

值得肯定的是,进入21世纪,随着民族文化身份的强化,全球文化景观中地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对乡村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肯定成为新的知识生产潮流。乡村振兴战略是对前期“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留住乡愁”等国家战略性话语的升级版与集大成版。这一轮的乡村振兴工作,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工业化和财富积累达到相当程度的基础上,也是镌刻在新世纪以来对传统农耕文明与乡村价值体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的时代背景中。这个时代下的乡村振兴,必须完成历史未完成的使命,必须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上运用外部资源,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真正实现乡村文化空间的繁荣与稳定。


尚在形塑中的乡村文化空间.jpg


承续与重构:多重景观中的乡村空间生产与美学建构

历史在中国当代乡村宛如一个陈列着多个阶段文化遗留物的画廊。中国乡村在空间上杂糅传统与现代、城市乡村、在地性与全球化,成为一处充满文化差异、冲突、断裂和多元性的场域。也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中,中国当代乡村文化空间需要传承与重构,在多重性历史景观中寻找到乡村的独特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美学。

1.传承:留住乡愁与保护文化记忆空间

何谓乡愁?从本质上说,乡愁是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其实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情感抒发或宣泄,城镇记忆成为由现实环境所引发的对城镇空间某些不足的补偿和调适。情感是流动的,也是有能力再造文化空间的,我们要善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找寻解决家乡记忆与归属感的方式。

首先,留住乡愁应注重保护乡村文化空间真实的“记忆之场”——特色村镇。村镇建筑不是旧书页中的抽象描摹,不是学者的理论神龛里供奉的久远记忆,而应该是真实可感的。实体建筑作为唤起人们乡愁记忆的记忆之场,承载了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是在村镇保护中不可忽视的一隅。其次,保护记忆之场中的多重性文化空间。借用诺拉的关于文化“复数”的说法,活态的历史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了“复数的乡村文化空间”:江南的水乡情韵、山西的晋商村落、贵州的屯堡古镇、湘西的王村古镇等等都是不同的文化景观。千年农耕文明在不同记忆之场:“蜿蜒曲折之处,以概念所特有的起承转合方式表现出最纠葛缠绕的样式,以及无比细微的真相——历史并非一个以一贯之的线索,而是类似于砖块的堆砌。”

此外,还需传承乡村文化空间的生活记忆与交往记忆。因为,如果仅仅是保护物质实体,没有鲜活的文化记忆与强烈的地域文化自觉,实体也会沦为一种沉默的、丧失生命气息的存在物。文化记忆与地域文化认同通常潜藏在村民日常生活的各类民俗事象和风俗文化中,无论是竹马、舞龙,还是乞巧节、火把节、赛龙舟,其精神核心都在于文化共同体的情感交流与意义分享。当下,乡村文化主体往往离土又离乡,不得不直面文化的虚无化与意义网络的碎片化,这种文化记忆的“神圣仪式”可以为主体有效缓解乡村社会秩序解体所带来的文化动荡。


传承:留住乡愁与保护文化记忆空间.jpg


2.重构:追寻乡村空间的独特美学

乡村重构的动力学在于文化空间生产的多重张力。乡村有能力在现代性中寻找到自己独特的空间美学,重构文化空间,有能力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找寻解决家乡记忆与归属感。

首先,重构意味着多重“时空型”的景观呈现。过去,现在,当下,浓缩在一处景观。从历史角度看,乡土文化的概念从“无”到“有”,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演化,乡村文化空间正是不同时间的记忆融合。除时间外,重构还代表拼贴文化杂糅的空间。乡村杂糅的文化空间是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在地性与全球化之间展开的。

其次,乡村文化空间的本质是寻找其灵魂与独特美学,没有美学精神的乡村只是一个地点,不是空间。承载千年农耕文明的美学追求凝结在空间上,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对“田园”的空间追求。“田园”强调的是人与土地的连接,一面是工业文明中文化群体对农耕文明的深情回望,承续中国传统文明中一再出现的“田园”认同、“桃花源”情结;另一面试图寻觅一个尚未卷入现代化漩涡的净土,更表征着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同。2017年国家一号文件提出的乡村特色田园综合体,就是国家希望在城乡协同中尝试转换视角,把乡村田园作为发展的主体,从乡村的角度来探索城乡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留住乡愁,还是田园美学的建构,乡村灵魂的核心是家园感的建立。学者叶敬忠认为,要破除单向度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不能消灭农民生活方式差异,应在坚持乡村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农村与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结合。重构理想的田园世界应是一个亲情、温暖、具有魅力的民俗、生机和活力的世界,指向一种家园感。这家园不仅是可栖居之地,还需有主体尊严与文化完整之地。

在传承与重构中,乡村文化空间实际上是介于城市与乡村,地方与全球,各种文化空间主体与主体交流后建构的空间,即类似爱德华·苏贾所说的“第三空间”。

主体建构:新媒体介入乡村后的新空间与新主体

对于乡村这个文化空间的主体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城市与乡村、地方化与全球化,还需要面对新媒体所创造的新的文化空间。目前,新媒体全面介入中国当代乡村,在乡村网民连续多年大幅递增的背后是新技术再一次引起了乡村空间剧烈的文化环境变迁,考验着主体的适应能力。

1.新媒体与新文化环境的建立

新的媒介会促进人的现代化与落后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当代乡村而言,新媒体会带来主体的赋权与城乡距离的缩小,不少中国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媒体在消除城乡差异、实现城乡一体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农村与城市的边界由明确到模糊的过程,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消费心理影响着农村,最终将实现城乡融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介入中国当代乡村面临着乡村现代化转型尚在途中、主体现代性建立任重道远,大众传媒对乡村主体的赋权还未全部实现,却又要同时面临新媒体所创造的全球文化环境的剧烈变迁。对于乡村主体来说,在这复杂的文化环境中,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赋权并存。


新媒体与新文化环境的建立.jpg


2.新文化空间对主体的挑战

首先,从理论预设上看,农民对新媒体的使用,对传媒话语的意义消费,其终极目的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认同。但在“空间不复存在”的新媒体环境中,城乡二元对立历史所沉淀下的话语歧视不会凭空消逝,反而由于距离的消亡而短兵相接,话语分歧增强。新媒体是否能为乡村主体赋权,如果缺乏一定的媒介素养与话语能力,乡村主体的声音将会淹没在众生喧哗的新媒体空间,农民在新文化空间成为在场的“缺席者”。

其次,新媒体加剧了乡村文化秩序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长制是乡土秩序得以维持的伦理基础,而新媒体是财富、技术、信息的象征。当下,在“现代性能力”方面,在对新式通讯工具及家电等的了解与使用上,在对媒介信息的捕捉和获取方面,在对城乡之间流动生活的适应能力方面,子代明显表现出对父辈的“优越性”。在这种新媒体技术带来的“逆家长制”中,文化秩序需重新调适。

3.新文化空间对主体的赋权

新媒体介入乡村,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化、虚拟化,缔结出一种新型的“想象的共同体”。新媒体话语重构了个体、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塑了新的社会认同与传播权力结构。随着新媒体在乡村社会的快速崛起,它引发社会变革的力量也逐渐在农村呈现,它打破了农民社会交往空间的阻隔,加快了农村社会的信息传递与信息更新速度。新媒体有助于农民维权;可以推动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因为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新型的媒介手段往往会突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将一个信息共享和机会均等的社会场景展现给他们,给他们带来对新的社会角色的想象与追求。

新媒体对应着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伸与自由转换。新媒体在文化记忆保护中为“脱域”提供了可能条件,在全球化抹平空间、消灭地方的狂潮中,一些学者却看到了媒体与场所连接的可能,媒体可以重构地理、空间关系,使得现场不再意味着唯一与权威。在新媒体环境中,乡村文化空间有两个面向:一是实体的,通过可感知的物理元素呈现,由建筑、环境、村落肌理等构成;另一个是再现、想象的空间,由文字、声音、影像、民俗活动、集体记忆支撑的乡村,即新媒体建构的虚拟空间,这个虚拟空间再现乡村历史与实物遗存,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正如阿斯曼指出的:“当互联网创造出一个无远弗届的交流框架时,文化记忆也创造出了一个穿越时间长河与空间距离的交流框架。”

总之,乡村振兴视域下文化空间的建构是要回应完成历史尚未完成的任务,在多重张力下营造一个新空间,一个新文化环境,一个新主体。乡村作为文化空间不是孤立的,是与历史的使命紧密相连,是在与城市化、全球化景观的“对话”中完成自身的建构。从一个更完整的中国视角看,内联与外造总是相互勾连,中国对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对内的“乡村振兴”的努力正是一以贯之的对空间正义的追求。


来源:包头乡村游m.bosgez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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